第22章至第23章

　　二十二、讲台不是好站的

　　我在准备试讲时，沈飞不仅不支持我，还对我冷嘲热讽，说有个轻松的活儿就行了，为什么非要上讲台，又不是教音乐，是教语文。

　　他说，你是学中文的？你要是学中文，我就同意你教语文。

　　我说，好不容易有个上讲台的机会，我想争取一下。我总觉得在学校工作，当老师体面一些，就像在剧团，你不是唱戏的，而是烧茶炉的，你有什么感想？

　　沈飞说，在学校老师是最不值钱的，你看那管后勤的比当老师的都要牛。

　　我说，你不给刚进入革命教师队伍的同志烧火，还泼冷水，用心何在？沈飞说，这活儿我已经干够了，想干点别的，可我又能干了什么呀！我说当老师好，就专心致志准备我的试讲了。

　　经过充分准备，我踏上了试讲的讲台。我打小就登台演出，那么多人的阵势都见过，面对讲台下的学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老师要把课讲好，就是要大胆、自信；在讲台上，老师就是中心，学生都是围着老师转的。参加打分的老师教务处人居多，他们在打分时就有点偏向我。

　　包括我在内的五名老师试讲结束后，我得分最高，古老师的缺当然由我来补。虽然不是教我喜爱的音乐，但能站到讲台上，已经足了。

　　教务处的同事对我恋恋不舍，在歌舞厅点我唱歌的那位男同事说，对你的选择我不好作评价，人各有志，希望你当一个好老师。我说，当好老师不敢说，就踏踏实实地做点事吧，其实我还是留恋教务处工作的。

　　你说我这学音乐的教了语文，实属专业不对口。试讲前，一篇课文可以长时间准备，步入正轨，哪能用半个多月时间备一课，教起来就有些吃力。

　　好在我高中时语文基础还比较扎实，上大学时又爱看点文学书，就这样凑和着给学生教课。

　　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对不住那些学生，如果哪天实在没讲的了，就出篇作文题目让他们写去，看了他们的作文，再点评一番，时间就如此往过打发。我忽然有些后悔自己的选择，也许真的不该站到讲台上来，教书其实没意思的。

　　好运来歌舞厅还是离不了我这个台柱子。我仍然白天上课，晚上就到歌舞厅唱歌。

　　我刚到歌舞厅时，乐队队长对我有那么点意思，每天晚上以保护我安全为由用摩托车送我回家，沈飞再次出现后，乐队队长就无法承担那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情绪难免有些低落。

　　乐队队长问女中音，那个姓沈的是什么人。女中音说，是我们学校中文系的老师，他原来老跟我套近乎，见到管晓静后，就一头扑上去了，仿佛儿就不认识我似的。

　　乐队队长说，姓沈的一看就不是好人。女中音可算找到知音了，合乐队队长说，可不是，那人花得很，他们系的好多女生都跟他有一腿，得他老婆都和他离婚了。

　　乐队队长说，姓沈的是离过婚的？女中音说，可不是咋的。乐队队长跺下脚，他妈的，太可惜了，好好一棵白菜让猪拱了。

　　女中音说，怎么，你也想打管晓静的主意，你先看看你的身板吧，姓沈的一拳下去就能打断你五肋骨。

　　他们这段对话是几年后乐队队长给我说的。其实，当年就是没有沈飞，我也不可能看上乐队队长，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

　　我在歌舞厅唱歌的事，三传两传，就传到校长耳朵去了。有次开会，校长敲葫芦震瓢地说，我们留出充足的时间给大家，是让大家用来备课的，可是有的同志不务正业，晚上到歌舞厅唱歌，赚外快，这很不好嘛！

　　会后，我专门找了瘦子校长，校长说，我不是说你，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引起全体教师的注意，把本职工作做好。你看我们校长多虚伪，明明说的是我，还说不是说我。他即使说我说的就是你，我也拿他没办法呀！

　　说话间，就要过1997年元旦了。

　　省直工委下了纸通知，说要组织各厅局新年合唱比赛，让各单位作准备。

　　工业厅正愁合唱咋排呢，吴副厅长适时建议说，咱们有个从艺术系毕业的大学生，分在工业技术学校上班，把她回来帮厅里排节目，我看那小丫头怪机灵的。

　　一把手刘厅长当即表示，好，就把她回来。具体的联系事宜还是由人事处处长来做，处长打个电话给校长，校长哪敢不同意。

　　于是，我所上的语文课就由试讲时的第二名来接替，算是卸下我肩上的一副重担。

　　我给厅里选了两个大合唱曲目，一个是《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个是《我的中国心》。我把歌谱发给大家，然后每天下午就教他们唱歌。

　　机关工作本来就很枯燥，能有时间集中到一起唱唱歌，大家怪开心。

　　因为通知说，演出结束评出名次后，要由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颁奖，工业厅一把手刘厅长对唱歌特别重视，只要他在办公室，每天准时参加。

　　一把手都参加了，谁敢怠慢，所以天天人都来得特别齐。刘厅长指示说，每天练歌都要点名，凡参加练歌的，按加班对待，每人发十块钱加班费，无故不参加练歌的，少一次扣十块钱。

　　既能唱歌，还能领钱，何乐而不为，厅机关的积极分子甚至还没开始练歌就到大会议室等着了。我给刘厅长建议，要想拿名次，唱大齐唱不行，必须分声部唱，才有层次感。

　　刘厅长说，小管，听你的，怎么好怎么来。于是，我就把人分两拨，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副歌里一拨唱高声部，另一拨人低声部。

　　多数人都爱唱高声部，因为主旋，低声部是我写的，与主旋有所不同，唱起来易受干扰，所以好多人不愿唱。刘厅长在关键时刻指示说，在练歌时我们都听小管的，小管说怎么唱就怎么唱，他就是这里的一把手。

　　于是再没有不同意见了。

　　二十三、学校派我去支教

　　省里下发的通知还说，合唱比赛各厅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额外加十分。刘厅长说，按省里说的办，我就是再忙，也得参加合唱比赛。

　　我琢磨，合唱比赛，让厅长大人站在一大堆人里，显不出厅长呀，万一哪位评委眼神不济，没看见厅长，那十分不就丢了嘛！我给刘厅长说，你来担任咱们合唱队的指挥。

　　刘厅长马上像个小孩子似地脸一红，着手说，小管，你看我行吗？我说行，肯定行，你这派头往台上一站，全都镇住了。

　　刘厅长不愧为厅长，刹那间便找回自信，他说，小管呀，不瞒你讲，以前上学时，我们班唱歌那拍子都是我打的。

　　刘厅长说的打拍子，就是当指挥。我说那更好了，你有这么好的基础不用，不是极大的浪费嘛！刘厅长说，对对，就是。

　　厅里的同志听说刘厅长要担任合唱队指挥，每个同志都显得分外激动，不约而同地说，有了刘厅长当指挥，我们不拿第一名都难哪！

　　办公室主任第二天就到百货大楼买了面穿衣镜，支在刘厅长办公室里，供刘厅长练习指挥用。

　　办公室副主任把会议室的内置电视天线摘下来，给刘厅长当指挥使。

　　从此，刘厅长每天就在办公室练指挥，办公室主任向大家透说，刘厅长练得很苦，经常一身一身出汗。每个人无不为之动容，有这样的好厅长，还怕工作搞不好？

　　《我的中国心》需要一名男领唱，我说，这个领唱得看吴厅长的了。吴副厅长往后一闪，使不得使不得。

　　刘厅长脸一拉，什么使不得，我指挥就使得，你领唱就使不得？这关系到咱们厅的集体荣誉呀！吴副厅长向前跨了一步，其实我上小学时在班上唱歌还是数的上的。看来他跟刘厅长一样，基础都不错。

　　那次合唱比赛的最大收获是，刘厅长指挥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吴副厅长的歌喉直张明。打那以后，只要到歌厅唱歌，最后一个节目必定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由刘厅长指挥。吴副厅长的保留节目当然是《我的中国心》了。

　　为在比赛时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厅里还要给所有参加唱歌比赛的同志做衣服。男的一人一身西服，一条领带，一件白衬衫，一双皮鞋；女的一人一件西服裙，一条红色领带，一件白衬衫，一双半高跟皮鞋，外加一打长筒丝袜。

　　歌唱比赛那天，工业厅的同志们个个精神，信心百倍，唱出了比平时好数倍的效果。9名评委，有4名是从省歌舞团请的，平时我管他们叫叔叔，事先我就给他们打过招呼。打分时，他们自然给工业厅往高里抬了抬。

　　比赛结果评出，工业厅挫败群雄，得了第一名。省里主要负责同志颁奖时，省委书记与刘厅长亲切握手，办公室主任不失时机地用新买的尼康相机卡卡连拍数张，从中挑了张书记和厅长二人表情最好的照片，放大成24英寸，刘厅长办公室挂了一张，大会议室挂了一张。

　　一年半之后，省委书记调走，那两张照片就被人从墙上摘了下来。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与省委书记握手后的刘厅长简直激动坏了，他用刚刚握完书记手的那只手握住我的手说，小管同志呀，咱们厅多亏你哪！我稀里糊涂地就冒出官场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这是领导和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鉴于我在合唱比赛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工业厅办公室专门写了一封表扬信，充分肯定我在此期间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工业厅赢得集体荣誉所做的工作，厅里还奖励我500元，做了一套衣服。

　　刘厅长为表重视，亲自在表扬信上龙飞风舞地批示：请某某（我们校长的名字）在全校大会上对管晓静同志提出表扬。

　　学校开年终大会我参加了，瘦子校长念厅里的表扬信时，声音低沉，如念讣告，远没有刘厅长那样的情与热情。要不说他当不了厅长呢！

　　1997年季开学后，我们学校并未像瘦子校长说的那样开设音乐课，由于试讲第二名顶了我的语文课，我无事可干，一时成了闲人。那天正在宿舍抱本小说看得入，办公室主任在楼下喊说，校长找我有事。

　　我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正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学习人民报社论，时而出声念诵。我来后，他放下报纸对我说，学校在扁担沟中学支教的赵老师，因为不习惯那里的环境病倒了，腿肿得跟水桶一般，昨天已经离岗休养。

　　校长在充分阐述了支援贫困地区教育的重要意义后郑重其实地说，经校委会研究，学校决定派你代表我校前去支教，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呀！

　　我心里说，既然那么重要，你为什么不去。校长说，你刚从大学毕业，又受过厅里表扬，能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因此派你支教是最合适人选。

　　我知道校长对我晚上在歌厅唱歌不，想借机整我，于是就问，什么时候走。校长说，那边缺人手，你收拾收拾东西，越快越好喽！

　　回到宿舍，越想支教的事越窝火。难道新来的大学生就是支教的理由，难道受到厅里表扬就必须去支教？怪事！给沈飞打传呼，让他回电话，老半天才来，来后只说了一句话，马上要上课，有事晚上回来说。

　　下午快下班，接到厅里来的电话，说北京来了几位客人，晚上厅长请他们吃饭，吃饭后想去唱歌，让我参加。我想这是个告瘦子校长的好机会，说不定刘厅长一句话，就能让他收回成命，不让我去支教。

　　虽然接待北京客人，在歌厅唱的最后一支歌仍然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刘厅长的指挥技法愈加娴熟。北京几位客人赞道，刘厅长指挥的真好，快赶上小泽征尔了。办公室主任忙说，那当然，我们前一段歌唱比赛，就是靠着刘厅长指挥拿的第一名。刘厅长笑笑，哪里哪里！

　　刘厅长问我，小管哪，好久不见，好着呢吧！我说好着呢。刘厅长说，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我试探说，刘厅长，学校派我到扁担沟中学支教，我不知道该去还是不该去。刘厅长说，年轻人嘛，锻炼锻炼也好！

　　我最后一点希望就这样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