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整整三个小时，乞丐母女经常出现的地段，只有一位形单影只的乞丐男孩。记者和新华社的同行一样，非常希望尽快找到这乞丐母女，以给他们提供帮助，报道见报后，记者不但接到很多热心读者打来电话，还接到许多同行打来的电话，《法制报社》一位记者打来电话，表示非常愿意给乞丐母女提供法律上援助，一无所有被丈夫赶出了家门，落街头母女双双被强，上医院打胎被拒绝。

　　这一切都可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妇联：妥善安置她们市妇联妇女儿童维权中心权益部高部长，一看到报道，非常气愤，尽管周玉玲一家是丰城人，按规定属于省妇联管，但高部长表示，她们非常愿意配合各单位部门的工作，妥善解决周玉玲一家的问题。

　　六月十一，记者来到省妇联，省妇联办公室的副主任李素瑾、妇女儿童维权中心的权益部部长李桂菁都明确表示，我们有权力有义务送她们回家，找到周玉玲了解清楚她们的情况之后，将她们送回身份证所在地，要求当地政府好好安置她们一家。

　　如果需要报案，我们将会同各相关单位，力求完善安置好周玉玲一家。李素瑾主任还对记者说：“找到周玉玲后，立即通知她。”＊＊＊

　　刚到南昌来做生意的罗女士看到本报的报道之后，立即给本报打电话，她先是声谴了强暴乞丐母女丧尽天良的行为，然后询问了周玉玲一家现状，最后表示她愿意每个月资助周玉玲一家几百元钱，刘先生：提供一栋两层楼的房子

　　安义县的刘先生是位公务员，他看到报道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该给周玉玲一家什么帮助？目前而言，帮助周玉玲母女逃脱身体的蹂躏和摧残是最紧要的。因此他打电话给本报，愿意把乡里一栋独门独院的两层楼的新房子，长期给周玉玲一家居住。

　　本报记者：乞丐母女哪里去了？每接到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热心读者的电话，记者的心里就泛起阵阵感动，记者非常想把这一切马上告诉周玉玲，可是她们哪里去了？10晚上采访时，有人说可能是被收容所的带走了。

　　也有人说街上突然一个要饭都不见了，也许是被警察撵走了，还有人说，她们也许回丰城去了，那天，记者走时，曾对周玉玲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是只想写篇报道就了事，我想帮助你，后天〈11号〉晚上，我还是到百货大楼这一带来找你，这几天你不要走，好吗？”

　　周玉玲点点头，应一声好。10晚上，没有见到周玉玲，约好的11晚上能见到周玉玲吗？倘若见不到她们，记者将全力寻找她们！＊＊＊“你们昨晚到哪里去了？我们找了你们好久。”

　　这是6月11晚记者见到乞丐母女说的第一句话，同时脑袋里滑过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一个画面，代课老师魏芝，在镜头前泪面：张慧科，你到哪里去了嘛？记者的心里酸涩得紧。乞丐女儿抬起头说：“昨天傍晚下好大的雨，妈妈身体不舒服，没出来，”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们，其中有一个女士愿意每个月资助你们几百元钱，一位安义的先生愿意把一栋两层楼新房子无限期借给你们居住，你们愿意吗？”

　　“当然愿意，”从来没有直视过记者眼睛的乞丐妈妈拉直了脖子看着记者“这还有不愿意的？”＊＊＊

　　按照事先的约定，记者拨通了新华社、法制报、省电视台等同行的电话，本报的热心读者罗女士在接到电话后立马打的赶来。

　　现场聚集了上百名围观的群众，几个拿着11号的《都市消息报》的读者，看一眼报纸，再看一眼周玉玲，点点头，扔下一把硬币。各媒体同行陆续赶到，手忙脚的记者向他们介绍周玉玲一家的情况。

　　一时间，摄像机、照相机灯光闪烁，各媒体记者你一句我一句接连发问，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者大放厥词：“都好几年了，天天躺在街上要钱，身上又脏又臭，早就该抓起来曝光。超生游击队，罚款。”

　　见此情景，记者又做起了解释工作。听到记者解释，大部分围观者都对周玉玲表示同情。一个负责此路段清洁工作的保洁员，将记者拉到一边几乎是用责怪的口吻对记者说：“她们都来五六年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来？”

　　“是啊，都五六年了，你们天天看着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记者反问保洁员，保洁员的嘴角一翘“我们扫地的又不知道你们的电话，不过，你们来了我们也高兴，解决了她们的问题，就减少了我们很多工作，她们很会制造垃圾。”＊＊＊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其它媒体同行提议去周玉玲火车站居住的地方看看。

　　为更真实地了解周玉玲一家的生活，十余名记者和周玉玲一家等2路公车。省台的记者正在认真拍摄周玉玲一家等车时的表情，忽然，6月10晚上，中山路东口那位惟一的乞丐小男孩挤到记者面前说：“阿姨，我婆婆被人杀死了。”

　　小男孩一句话把大家吓一跳。据小男孩自我介绍，小男孩名叫谢晓栋（化名），景德镇人，今年9岁，6岁时父母离异都不肯要他，一个好心的婆婆收养了他。

　　2002年10月，谢晓栋的婆婆因房产纠纷被抓去派出所询问，从派出所出来后，身体一直很好的婆婆突然出现昏，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谢晓栋认为婆婆是被人害死的，用烟盒写下冤情几个月来四处乞讨，希望能有一个“当官的”看到的他“状子”为婆婆申冤。

　　20多天前，他又来到南昌，6月7，有一位阿姨和一位警官看了他的状子，带他到省高级人民法院递“状子”

　　兴奋的谢晓桥、在烟盒纸下写2003年6月7，最难忘的一天、人权的一天、生存的一天，在此祝好人长寿、好官一生平安。记者问他为什么会选择我说那番话，谢晓栋说看到记者在帮助她们（周玉玲一家），觉得记者也能帮助他。

　　记者非常感动，要谢晓栋跟记者先到周玉玲家，然后再安排他。热心而正义的省电台的记者，在听到谢晓栋的遭遇之后，要求谢晓桥先住到省广电招待所，等把周玉玲一家的安排妥善，再解决谢晓栋的事。

　　公车上，周玉玲一家表情平淡，虽然有那么多人在关心她们，在帮她们解决问题，但是她们脸上没有明显的喜悦，是不是一个人在苦水泡久了，牵动开心表情的肌就僵硬了？谢晓栋完全不一样。

　　他思维敏锐，脸愉悦，从他透亮的目光中看到一种叫希望的神采。＊＊＊在车站下车后，一行人跟着周玉玲一家穿过一个地下通道、爬上一条小路、拐进一个泥泞巷子、走过一段铁轨…弯来拐去，最后进了一个狭长危房似的院子，的木板楼散发着浓浓的霉味。

　　周玉玲就住在二楼的一个单间，十几个记者刚走上楼梯，就听见走在前面的记者喊：“分批上，分批上，楼道承受不住会蹋掉”

　　记者此时已经上了二楼的楼道，感觉脚下像地震一样晃得厉害，小腿本能地发软，记者立即挥手示意后面的同行等会儿再上。

　　走进周玉玲每月80元租来的屋子，一股掺杂着躁昧的发霉的空气像虫一样漫延全身，出来的手臂钻出一片皮疙瘩。

　　屋子两侧挂着捡来的上百件花花绿绿的衣服，将长形的屋子推向压抑的空间。脚底的木板踩上去没有木质的舒适，倒有一种骨悚然的松软，仿佛随时可能一脚踩穿木板。

　　本报的热心读者罗女士双臂叉了一下寒竖立的手臂，走到周玉玲身边，拿出三百元钱说：“我今天先给你三百元钱，以后我们还会帮助你做点小生意，长期靠别人救济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自力更生，开始阶段，我会资助你，解决你的基本的生活问题。”

　　罗女士还问周玉玲的大女儿愿不愿意边学技术边工作，并劝她把孩子打掉，找医生、打胎的钱都不用她心。

　　周玉玲也劝女儿把孩子打掉找一份稳定工作，也不知女孩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打胎非常危险，不愿意去做人。

　　罗女士说她改天再给女孩做思想工作，罗女士名叫罗丽招，是洁利来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江西办公处的负责人，家境一般。

　　但非常热心，极富同情心，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她女儿也非常支持她帮助周家母女。5月份，正是非典肆的时候，罗丽招还向SOS儿童村捐赠价值近两万元的感应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