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院子？女人？摇井宋先生按刘先生的意思把院子和房间清理一遍，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的荒草被上了除草剂，墙角的井四围铺上了水泥，树底下的灌木被伐倒了，过几天就可以当作柴烧。做这一切的宋先生像刘先生一样不愿意透自己的名字，只愿周玉玲一家能过得好。

　　宋先生还说出了刘先生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此之前，房子里放了刘先生一位朋友的物品，刘先生决定把房子借给周玉玲居住之后，是这么跟他的朋友说的：“对不起，我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因为特殊原因要住到这里来，你能让出来她住吗？”

　　刘先生还待宋先生，以前装的防盗门不够牢固，过些天装就个新的。家居生活用品买来之后，周玉玲立即提上桶子去打水，穿过院子时，她说：“院子里、山上有好多柴禾，都可以捡来烧饭，不怕没饭吃。”

　　摇井旁边，周玉玲就像一个农家妇女抓住摇柄，一上一下，动作娴熟，表情宁静、安详，那个画面，真像一段失而复得的乡谣。＊＊＊

　　两天后，主任对我说：“小石，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激动啊，刚刚有读者打电话给我，说周玉玲又回到了南昌讨钱，还在百货大楼一带。”我没有跳起来。

　　也没有激动得失态骂话，我落泪了，我想起了半个月来为乞丐母女东奔西走的心酸，我想起了顶着烈从街头到街尾为乞丐母女挑选家具的辛苦，我委屈啊。其它的记者轻松极了，每天写一两篇几百字的通讯稿，其中很多是传真稿，根本不需要亲自跑一趟，不时还能参加新闻发布会，参加新闻发布会不但有车接送，还有红包拿。

　　而我，不但没有红包没有车接送，还得天天跟踪不停漏的周玉玲，为不伤她的自尊，闻着她浓烈的臊味，还得装出一副没闻到的样子，还得跟她一块儿吃饭。

　　其实在接她去新居的那天，我就知道她不可能长住。那天一大早我赶到她住的地方时，除了看到周玉玲没有做任何搬家的准备，还看到她女儿睡在楼下一个40多岁的捡破烂的瘸腿的男人上，我气极了。

　　问周彩跟那个男人什么关系，周彩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也没有跟他睡一块儿，我儿子想看电视，我就带他来看电视。”

　　周彩明显在撒谎，她的儿子才一两岁，怎么可能想看电视，就算是想看电视也不可能大清早躺在一个男人的上看电视。

　　我打电话给主任告诉他我看到的一切，并告诉他，当我问周玉玲到底想不想搬家时，周玉玲说随便，我向主任提出不送乞丐母女去新居。主任说：“那怎么行呢？报道都见报了，义卖也举行了，如果不送她们去新居，报道没法收场。”

　　想想也是，我只好忍气声劝周玉玲收拾东西。我知道周玉玲只是应付我，因为我告诉她。到新居后，我才能把募捐的几千块钱给她。

　　我心想我仁至义尽，她实在不愿自食其力，我也没办法。可我万万没想到，她只在“新家”待不到两天，吃光了临走时给她买的饼干和方便面就回到了南昌重旧业。她实在太不争气了，我还想着休息两天就到医院活动活动，找家医院为周玉玲免费治病。

　　周玉玲回到南昌后，我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唉声叹乞中充了挫败感。我害怕听到“乞丐”两个字，谁跟我提到乞丐，我就心烦。

　　平时碰到乞丐，即使知道是职业乞丐，我也会扔个五、一块，可是自从周玉玲回南昌后，我看到乞丐，别说发善心扔几个钱，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恨不得把乞丐要钱的碗一脚踹飞。有同事建议我去见见乞丐母女，问问她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回到了南昌。

　　我没有去，我怕去了忍不住骂她们，有一次实在没法避免要经过她们讨钱的百货大楼门口，老远我就看到被捆成蚱蜢的几个乞丐孩子，周玉玲、周彩仍旧穿着我第一次接触她们的时穿的衣裳，我立即走到街的对面，不愿意从她们身边经过。

　　一个星期后，浙江卫视的两位记者到南昌来拍乞丐母女，他们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拍的时候换了一个角度，从我的角度，也就是一个记者如何帮助乞丐母女的角度。

　　我带着电视台的记者到了我为帮助周玉玲一家去过的许多地方：新家、丰城、乞丐母女平时要钱的地方及她们的住处。自然我又见了到乞丐母女，我问了她们为什么回到南昌，得到的回答是：周彩快生了。

　　提水很不方便，一怕摔着，二怕生孩子找不到人。我没有揭穿她们回南昌的真正目的，只是冷冷哼了一声。

　　我觉得她们非常可笑，暂时到墙外面提水的原因当天我就解释了，院子里的井水刚放了消毒剂，过半个月就能喝了。

　　更可笑的是，周玉玲怕生孩子找不到人，院子隔壁是学校，学校隔壁是乡里卫生院，卫生院隔壁是派出所，从院子到派出所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周玉玲竟然说怕生孩子找不到人。

　　周玉玲的邻居告诉我，周玉玲回来后，他们问她为什么回来，周玉玲说报社的人把她们送到了山上，下山提水很不方便。他们又问报社给了她多少钱，周玉玲告诉所有的邻居，报社只给了她几块钱。

　　我没有向周玉玲的邻居做正面解释，我只反问了两句话：希望村的派出所、卫生院、学校可能建在山上吗？报社可能只募捐到几块钱吗？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她们的时候，我回避了。

　　我不愿意听她们说一个字。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月后，正当我不再那么讨厌乞丐的时候，市公安局的警察找到我，说是某副省长在有关乞丐母女的报道上作了批示，一定要查出是谁强了乞丐母女。

　　我兴冲冲地带着警察去了乞丐母女的住处，如果能查出谁强了乞丐母女也算是件好事。警察在楼上向周玉玲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回避了，在楼下和周彩聊天，周彩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姐姐，你以前劝我把孩子打掉，我没有听你的，我现在想通了，我有一个孩子就够了，两个孩子我养不活，一个孩子我可以好好地抚养。

　　这肚里的孩子是坏人的，我干嘛要留着它，我要把孩子打掉。“我心里虽然仍然有气，但看周彩这么说，心也软了，我说：“你想通了就好啊，过两天，我到医院联系一下，给你做人手术，钱方面不用你心。”

　　就是这个时候，周彩还在骗我她肚里的孩子是被人在八一公园强怀上的。警察向周彩了解情况时，我跟了上去，这才知道周彩的第一个儿子是和一个男人自愿生下的，那个男人因盗窃至今仍在监狱，周彩肚子里的孩子是那个瘸腿男人的，（前段时间瘸腿男人和周彩闹翻了。

　　瘸腿男人不愿对周彩肚里的孩子负责，周玉玲的女儿橹橹是捡来的。得知真相后，我不顾警察的阻拦，冲到周玉玲母女面前吼问：“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呀？啊？”

　　周玉玲没有吭声，一旁的警察担心我情绪失控动手打人，把我拉到一边说：“她刚刚讲了，是为了搏取同情，石记者，你也不要太生气，她们也没办法，不撒谎不装可怜，讨不到钱。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刚才也问她了，给了房子，又为她们争取了低保、救助，为什么不好好在安义生活，又跑到南昌来要钱。你猜周玉玲怎么说，她说我又不会做事，几口人才几百块钱，怎么活下去呢？

　　难道叫我饿死？石记者，乞丐的劣是你无法想象的，像周玉玲这样的，每个月在南昌能要到1500块钱以上，在安义，才几百块，还要干活，当然不如当乞丐舒服。你同情她们帮助她们没有错，惟一的不妥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她们的情况调查清楚。”

　　下楼的时候，周彩跟在后面追问：“姐姐，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医院？”我头也不回甩下一句：“问我干什么，你找警察去。”

　　接下的打击是预料之中的也是沉痛的，《都市消费报》被宣传部严厉通报批评做假新闻，乞丐母女事件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其它报社的记者见到我总要问怎么回事，我真是丢尽了脸。

　　虽然社长、主任没有批评我，还几次找我谈话，说这不是我故意做假新闻，要我放下包袱，千万不要因此而缩手缩脚，但是领导的“宽容”令我无地自容，我宁愿他们骂我一顿还来得爽快。

　　此时我做记者才8个月，很多资深记者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看上可怜的人都值得帮助。像周玉玲那样的女人，今天的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别人或者社会造成的，她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而且是主要的责任，如果她性格不是过于倔强，不烧房子不跳楼，姿不错的她就是跟丈夫离婚，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