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旗帜》格非笔下的乱世图景（当代文学评论）
叔本华以其悲观主义者特有的睿智和直抵本质的勇敢，用两种状态概括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痛苦的一生：匮乏和空虚。如果一个人生来贫困，则将曰曰与物质的匮乏做斗争，其生活也将因这种持续不断的斗争而变得“充实”（虚假的充实，时时面临崩溃的可能）。设若此人摆脫了物质上的匮乏，则接下来就必然陷入精神上的空虚，和生来衣食无忧的那部分人一样。而不论是空虚或者匮乏，都是极端痛苦的，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和匮乏、空虚做斗争的过程。依此基点观照一个人的一生，就不难得出叔本华的论断：“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脫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在我们这个思想贫乏、情感颓废、意志消沉的时代，叔本华在存在论上的关于人之本质为痛苦的结论在各个角落都得到了有力的回应。格非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践证）了上述结论。格非用一系列颇具实真性的虚构人物的痛苦而不得摆脫的挣扎，勾勒了一个形象化的图表，有力地揭示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痛苦和虚无的本质。
格非在《欲望的旗帜》里，勇敢地面对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典型属性：情感的颓废、交流的不可能、梦想的不可回归、安慰者的缺席、实真性的扭曲、理性的脆弱和非理性的空前強大。因着（作者）对现实本质的尖锐的不妥协的追问，张末、曾山、子衿、贾兰坡等形象在我们面前痛苦而顽強地立了起来，反过来又因着这些痛苦地形象，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张末：梦想的不可回归与可能性之不可能
还在小学时代，张末就开始了对爱情的憧憬与遐想，那个想象的画面，在多年之后还反复地在其回忆中出现。在这个画面中“一个男人朝她走过来。但她看不清他的脸。他一声不吭地来到她的⾝边，握住了她的手。在寂静之中，她听见那个男人在她耳畔悄声说：走吧，我们回家。然后，她就跟着他回了家。”
这幻想中的爱情，随着张末的渐渐长大，逐渐地在其生活中衍变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她一次一次地奔向这想象之中的爱情，又一次一次的从其衍生物的⾝旁逃走。她以为眼前的就是那种想象中的简朴又神秘的爱情，于是她靠近了它，然而实际的接触却让她真切地感到，眼前的仅只是一种不实真的幻象，无法与想象中的实真比较，于是她又义务返顾地逃离，同时奔向另一个可能与想象中的爱情同一规格的地方。张末的整个生活，就是在这种奔向与逃离中逐渐向前。而她与苏辛经常讨论的那个哲学话题则在菗象的层面上对她这种“在路上”的状态进行了恰当的概括：当你在面对不可能的时候，你所孜孜以求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可能性，可是当可能性一旦来临，你所得到的恰恰又是不可能。
张末幻想中的画面，不仅仅是关于爱情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它具有了梦想的性质。而张末的一次又一次奔向和逃离，正是她企图靠近梦想所做的努力。然而每一次靠近，都以失败而告终。
钢琴教师一开始邋遢不羁，使张末心生厌烦，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却以流畅而富有意境的音乐服征了她的心。在那一刹那，她仿佛再一次回到了那幢郊外的旧宅，回到了他梦幻里忧伤的画面之中。她怔在那里，希望琴声一直延续下去。爱情在此时此际初露可能性，然而当张末在心理上开始向其靠近时，它（可能性）却因钢琴教师的突然消失而变得不可能。
继钢琴教师之后，那个⾼大、英俊、谈吐幽默的药剂师再一次醒唤了张末的爱情望渴，梦幻中的画面再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性。而当张末內心充満恐惧与焦灼地盼望药剂师到来的时候，他却和张末的⺟亲睡在了一起。
可能性又一次变为不可能。之后张末在前往海上的路上，再次想起了少女时代的梦想，同时也开始感觉到它的幼稚可笑。她决定将其珍蔵在心中。直到与曾山的相识，她才将它再次醒唤。
张末和曾山的初次相遇，彼此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等到在隐晦的楼道里再次相遇，曾山对张末来说，也还仅仅是一个印象并不深刻的“哑铃”后来张末选了曾山开设的《国中晚近思想史》，正是从此时开始，张末开始意识到曾山将对其生活产生永不可磨灭的影响。后来的故事顺利成章，一张珍贵的电影票，一封简短却幽默的道歉信，…，使张末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她似乎又一次回到了童年时居住过的那座郊外庭院，一个男人（曾山）朝她走来。当曾山将她揽在怀里，张末感到了一种经久不息的眩晕，这种眩晕或震颤激活了她內心一些互不关联的词语：庭院，午后，风，梦想的边际，终于，终于，我看见了你…
张末奔向了梦想中的爱情，和现实里的曾山结了婚。然而婚后的生活出乎意料的不能让人満意。自从与曾山相识以来，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有了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甚至连曾山的摸抚、两人的爱做，都遵循着这种模式。张末再没有了那种“期待某件事情发生”的感觉，一切都不言自明，不会有任何惊喜。他们之间的曰常生活，变成了如下一个句式的重复：张末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一切让张末感到无比沮丧，儿时那个饱満而鲜艳的梦幻画面再一次消褪了颜⾊，她感到了现实和梦想的距离，在与曾山的搂抱中，她感到两个人的⾝体之间存在着一片大巨的空虚。
逃离再一次到来。
此时此刻那个梦就有了象喻的意味：“她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摔倒，那个在路面上翘起的井盖，那个半月形的洞⽳就是她的宿命。”这个梦所指代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当可能性一旦来临，你所得到的恰恰又是不可能。
张末和曾山离婚了，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便没有邹元标的出现，离婚也是必然。曾山不能给张末回家的感觉。“她知道，她最终想要抵达的居所并不存在，但它却是她真正的家园。”
梦幻中的爱情画面和蚂蚁归家的意象联系到一起，使得张末及其爱情梦想具有了一种象征的意味：家园已经丧失，梦想不可抵达，可能性在临近时变为不可能，我们终于只能在路上，一次次的奔向又逃离，痛苦地疲于奔命。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的面临的选择无非两种：其一，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其二，继续前行，向“真正的家园”靠近。在这个荒唐的年代里，只要稍有精神追求的人，都活在与现实的冲突中——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张末跨过了“仅仅因为一支玫瑰就与尘世快乐和解”的危险时，应当在痛苦中感到一丝欣慰。
++++子衿：被瓦解的实真
子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在他的⾝上，我们能够看到现代人时刻面临却又难以察觉的精神困境：难以活在实真中。对于子衿而言，现实世界的实真和讲述中的幻觉相互混杂，孰真孰假无法甄别。
子衿常常引用法国作家让*凯罗尔的名言：假如我对你说谎，那是因为我想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子衿自己也曾经说：“在写作中，你的意识会不知不觉地被上帝或撒旦控制住。你分不清哪些事实是真的，哪些是虚构出来的…”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理解子衿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他不是有意要说谎，他是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脫的困境之中。在他混乱的意识当中，实际发生的现实被瓦解了成支离破碎的片段，难以显示其实真性，而人望渴活在实真中，望渴寻求一种活在实真中的感觉，于是他就在潜意识中寻找实真趋近实真。这个时候幻觉或者想象适时的出现，填补了时间现实被瓦解后所形成的空白，进而进行有机重组，构成了子衿意义上的新的实真。或许我们可以说，子衿在寻找实真的过程中以一个写作者的形式存在，他以写作者的方式来寻找实真。于是他只能像他说的那样，意识被上帝或撒旦控制住，在真幻之间游走。
在子衿而言，他说的事情是实真的。这个实真对子衿而言，首先是体验上的实真，其次是表述上的实真。他经由表述这个动作，将他体验的事件的实真性传达给他的听众。毫无疑问，他在传达的过程中努力的在靠近他体验中的实真。子衿所讲述的有关贾兰坡教授迟到以及碰见师⺟的事件，经过慧能大师和师⺟等人的先后对质，被确证为虚假之事。然而子衿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却是没有任何来由的，甚至曾山因此而产生他是杀害贾兰坡的凶手的想法也是不成立的。（关于贾兰坡的死笔者将于后面讲述）那么子衿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认为他所讲述的是实真的。而他这么认为则是因为他正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他无法分辨哪些是实真发生过的事情，哪些是意想中的虚幻之事。类似的事件还有关于子衿庇股上的烙印的前后多种不同解释，我想子衿不是要编造多个故事，而是他只能在一次次的讲述中体验实真。他望渴 实真，然而现实的实真在他的意识中只是不连贯的碎片，他要体验实真，就需要通过虚构通过讲述来实现。
子衿坦言“只有与女人在一起，闻到她们⾝上的气味，我才会觉得全安可靠。”排除欲望的成分，这句话更重要的表现出子衿对于实真性的望渴。只有在切切实实的欲望表征物面前，感受到自己的欲望喘息，他才能确信这是实真的。而一旦这些女人离开了他，他们之间的事情就变得支离破碎，就走向虚幻。当子衿再度回忆起的时候，惟有通过重新虚构、组织后的讲述，才能体验到一星半点的实真性。为了向实真靠近，子衿就不得不（对他而言）一刻不停的讲述和寻找女人。
在和资料员交欢之际，子衿的意识不自觉地流动，将和声称有⾝孕的女友同去杭州、庇股上的烙印、仓库里和女护士爱做、儿时对闹钟的厌烦、会议发言、与曾山谈话等等片段交织起来，组成了一副打破现有时间现实的实真图画。资料员说，你的故事太离奇了，它一点也不像是真的。这个时候子衿苦笑了一下，之后他说，那是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我想在这里子衿不是要否认实真的客观性，他是想说，他找不到实真，他在实真面前失去了判断，无法从光怪陆离的表象之中选择出实真的那些。我们可以看到，他力图寻找实真，他想要拉近自己和实真之间的距离，他对于自己与实真的错位和疏离感到非常不安和惶恐，他总是找机会缩小彼此之间的距离。
去杭州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作为一个既定事实它无可否认。然而就是这么一件铁板钉钉的事，子衿为了向曾山证实自己的实真可信，却不得不苦恼地将其抹杀掉。他这么做仅仅是想和别人正常的交流，通过这种彼此信任的交流来建立自己对实真的信心。他不愿意别人认为他谎话连篇不可信任，他需要一种确信，关于“我是值得信任的”的确信。而在这个确信之下，隐含着事情本⾝的实真性，一旦你信任我（子衿），你就会相信我所说的实真性。而子衿正是想通过别人对他所讲述实真性的肯定来确立自己对实真的信心。他一次一次地提醒曾山“我妹妹要来了”及至妹妹和曾山见了面他再次补充说“我没有撒谎”这一系列的行动，都只是为了建立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可信度。然而他终于还是失败了，此路不通。
子衿正是在这种难以摆脫的实真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狂疯。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写作，并不能开解他面前的难题，甚至对他没有丝毫裨益，只能加重他对实真的迷惑，彻底地将实真和虚幻混杂在一起。同时这种对于实真的不确信也导致了他在与人交流时的障碍，当他企图通过与人交往来感知实真时，就必然地面临失败。交流对他而言，在此刻成为不可能。那么最后能够安慰子衿的就只有故乡那个傻妹妹了，然而那也只是在遥不可及的回忆之中。
那么，导致子衿实真感游离的原因是什么？
++++贾兰坡：救赎迷途
贾兰坡是一个在哲学界享有盛誉的教授，曾显赫一时，作为在哲学年会召开过程中突然死亡。对于他是否杀自，尽管很多人表示怀疑，但是警方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贾兰坡系他杀。贾兰坡之死作为一个刑事案件就此不了了之，而在文中其死因也被悬置了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地体味贾兰坡的一生，我们就会找到他死亡的必然原因。
贾兰坡教授对哲学素有研究，一些非常重要的命题穿贯其一生，并且他梦想建立一整套哲学体系。在对待哲学上，贾兰坡教授是严肃而认真的，他所希望的哲学，重在阐述，而不是简单的启示或者布道，所以他才对生学曾山（针对曾山在《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中宣告这个世界行将崩溃）说“没有对于永恒的确信，道德亦将不复存在。”并且他希望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建立新的价值范畴。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贾兰坡教授相信“永恒”那么也仅仅发生在他通过阐述或者理论推导将永恒论证出来之后。而贾兰坡教授现在的难题是：他需要相信永恒，但是却苦于无法证明。这是一个悖论。出于某种考虑，贾兰坡教授必须要确信永恒的存在，才能肯定道德或者价值重建，才能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然而永恒却无法不证自明，并且以贾兰坡教授现今的情况来看，他无法证明永恒的存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他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甚至因此无法证明自己的实真存在。——等到一切都有限的生命走到尽头，等到时间一层层剥去了我们曾经拥有的健康、躯体、知识、财富、荣誉、地位、女人、子女以及在他人心中的印象，我们还能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曾经存在？我们必得确信一种永恒，以此永恒来肯定我们曾经有过价值，曾经存在过。就像我们在称量物重时必得有一个标称砝码一样。
张末在电影院碰到了贾兰坡，此时的贾兰坡教授已经因为噤受不住怀疑的火焰的炙烤投⾝于欲望的怀抱。穿贯其一生的哲学体系在迹近晚年时发生动摇，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他一方面仍然对哲学能够拯救人生抱有幻想，另一方面又发自內心的对此表示怀疑，因此他处在強烈的冲突之中，只能两者兼顾——一面侃侃而谈哲学，一面在桌子底下踩女生学的脚。而彼时他在电影院中摩抚资料员的腿大。当他听到卡尔的画外音（人生就是一个舞台。你一直在演戏。你不明白为何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等待着什么。你只知道要演下去，从一个剧场来到另一个剧场，直到有一天，你一头倒在舞台上，甚至连戏装都没有来得及脫下来…）时，却不自觉的将手从资料员的腿上拿开，用手帕擦起了眼泪。他听懂了那个旋律，受到了震撼。贾兰坡的一生正如画外音所说那样。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为此深感悲怆和凄凉。他不想这样度过一生，他想用理性的力量阐述清楚他为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等待着什么。他害怕倒在舞台上那一天的到来。
然而这在他是无能为力的，为此他痛苦不已。生命不息痛苦不已。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在得不到应有的慰藉之时，他不得已求助于非理性的欲望，开始沉入时世之中，借此感知自己的存在：他在各种活动中挂名，他为了《哲学年鉴》主编的排名和校长争执，他力排众议将纺织女工调入学校作资料员，他借招博士生之名亵猥女生学…他甚至转而求诸于宗教——在他临死之际的书桌上放有《基督教的体系》一书，他在《轴心时代的终结》一文中试图论述当代宗教的出路…而“信仰基督教——如我所见——是人处在这种极端的痛苦时的避难所”（维特根斯坦）。
我们能够看到，在贾兰坡临死之际，他仍然企图通过哲学的理性来给自己以安慰。这一如之前一样。之前当他的妻子说“哲学也不是什么非要不可的东西”时，他勃然大怒“倘若没有哲学，人与猪何异？”正是这种強烈的信念的难以实现，使得他产生了怀疑，在极端痛苦之中投入了欲望的非理性的怀抱。在追求理性救赎时他绝望地看不到前路，他想摇头摇把一切甩掉，义无返顾地拥抱非理性，让自己就此沉沦。而当他放下理性去和非理性亲昵时，又強烈地感到这种做法使自己陷入了永劫难回之境。我们看到，他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疲于奔命，正如画外音中所说，他必然在某一天一头倒在舞台上。
++++如何回家
伟大的思想家康德在老年的时候把人的一生概括为四句话：我要知道我是谁，我要知道我知道什么，我要知道我当做什么，我要知道我有什么盼望。我们能不能够不问这四个问题而直接接受我之存在是一种非理性？我想一个有存在感的人都不会回答“能够”而《欲望的旗帜》中的诸多人物贾兰坡、张末、子衿、曾山等作为具有存在感的典型，同样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磨折，使得他们在痛苦中挣扎。而他们所不同的，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我想康德的四句话可以简单的表述为：我要知道我以何种形式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而要证明我之独特存在，则必须要证明我的价值。
我们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我们怎样在欲望蓬勃的年代里使漂泊不定的心魂感到安宁？
像张末那样抱着一个朦胧的希望不停的盲目的寻找吗？张末只是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我很怀疑她撞对门的可能性是否能够成为可能。正如她的几次情感经历一样，她所得出的结论是：石头只能是石头。盲目的寻找没有使她发生任何有价值的变化。而最后她在什么中间寻求慰藉呢？儿时的爱情梦想，背带裤的反复提及，和曾山相处的片段，曾山讲给她的污秽的⻩⾊故事…可以说，她在遥不可及的过去之中沉醉，并以此抵挡想要坠入尘俗快乐的強烈诱惑。我们知道，她差点因为一支玫瑰花而同生活和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机会还会不断出现。当那些遥远的往事渐渐褪去其慰藉的光泽（我们已经在文中看到儿时的爱情梦想如何一点一点的褪⾊），她将会像爱情幻象褪⾊时一样投入尘俗快乐的怀抱。过去并不总能够给我们安慰，其安慰也并不是永恒的，沉浸其中我们更不会感到永恒的安宁。然而格非也只能为其找到这样的安慰了。我甚至怀疑目前国中的作家们所能找到的（给处于极端痛苦中的人们的）安慰也只能是这样了。（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和《在细雨中呼喊》给痛苦的人也只能找到这种慰藉。）
像子衿一样靠不断的讲述来确认自己存在的实真性吗？我想那是难以实现的，最终只会走向狂疯。在对实真的一次又一次的背离中我们绝难靠近实真，在我们切断了自己的內心和他人的联系之后，当我们仅仅在我们的同伴面前为自己的內心感到羞聇之时，我们很难给慌乱的心找到归宿。格非给子衿寻找的另一个安慰是子衿的妹妹，可是这种残存的虚假的浪漫并不能将子衿从走向狂疯的路上拉回来。而缘于此我甚至怀疑格非为什么在小说结束时还让张末保留挣扎的不妥协的姿态——她的慰藉形式和子衿的如出一辙，而她所面临的问题又和子衿在本质上相同。我想这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希望，⾼贵的希望，他不希望张末在找到梦中之乡之前倒下，同时他也是给读者保留希望。我在读到张末没有和尘俗快乐和解时确实感到一丝安慰，然而那只是暂时的，我所感到的安慰和张末以及子衿的安慰一样，都是一种虚假的皮相温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在贾兰坡的⾝上，我们看到理性的规约力在欲望面前的溃败。在张末的⾝上这种溃败同样存在，当邹元标在第二次见面就“坦率”的以欲望之手摩抚她时，她感到一种眩晕的感快并且想要放弃挣扎。理性在此以道德的形式出现，也仅仅是在这一次挽救了张末。同时其脆弱性暴露无疑，我们不能不表示怀疑：如果邹元标不被逮捕，她会不会委⾝于他。（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她不可以委⾝于邹元标，而是邹元标是不是张末的爱情梦想对象要存疑。而在不能确定邹元标就是自己的梦之所在时就屈从一时之欲望与其交欢，是不能原谅的。）曾山也企图将生活纳入理性的框架之內，然而终于没有成功。老秦在发达之后初现端倪，走在了贾兰坡的老路上，仅仅是以对不起老婆这种道德羞聇感所形成的脆弱理性暂时抵制住了欲望的越轨。然而他感到极端的痛苦，我们不久就能看到他如何释放这种痛苦。…
以理性来规约欲望引导我们漂泊的心走向安宁吗？我想仅仅以某种规则所形成的理性来引导我们残留的躯壳走上朝圣之路，是不大可能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格非没有在《欲望的旗帜》中给我们一个答案，他和我们一样在思索。他看到了我们所感到的痛苦，并且勇敢的将其揭示出来，已经令人敬佩。至于他出于一种好心给张末一个不切实际的慰藉，也是无奈之举。即便他告诉我们说，就像基督对他的羊说，你“信”就可获拯救，我们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去信，我的“信”达到什么样的“大”才可以获拯救。
欲望正逐渐把我们的心掏空，我们所拥有的仅只是残留的躯壳。如何让这残留的躯壳中的望渴救赎的心走向纯净和安宁？也许维特根斯坦的非方法的方法是我们唯一的方法：
好像我已经迷路了，向某人打听回家的路。他说他会给我指路的，并且跟我一起沿着一条平坦舒适的小径走去。这时突然停了下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现在要做的，是从这里找到你回家的路。”
2003年8月30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