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
郑獬 陈襄 钱公辅 孙洙 丰稷 吕诲 刘述 刘琦 钱顗 郑侠
郑獬，字毅夫，安州安陆人。少负俊材，词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进士第一。通判陈州，入直集贤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
英宗郎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兴制度。獬言：今国用空乏，近者赏军，已见横敛，富室嗟怨，流闻京师。先帝节俭爱民，盖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极于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兴最盛之时，独不伤俭德乎？愿饬有司，损其名数。又言：天子初即位，郡国驰表称贺，例官其人，此出五代余习，因仍未改。今庶官猥众，充溢铨曹。况前曰群臣进官，已布维新之泽，不须复行此恩，以开侥幸。皆不报。又上疏言：陛下初临御，恭默不言，所与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尽天下之聪明哉？愿申诏中外，许令尽言，有可采录，召与之对。至于臣下进见，访以得失，虚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纳之。时诏诸郡敦遣遗逸之士，至则试之秘阁，命以官。颇有谬举者，众论喧哗，旋即废罢。獬言：古之荐士，以谓拔十得五，犹得其半；况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废之，可乎？愿复此科，使豪俊无遗滞之叹。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曰：陛下侧⾝思咎，念有以消复之，不知求忠言者，将欲用之琊，抑但举故事琊？观前世之君，因变异以求谏者甚众，及考其实，则能用其言而载于行事者，盖亦鲜矣。今诏发天下忠义之士，必有极其所韫，以荐诸朝，一曰万机，势未能尽览，不过如平时下之中书、密院，至于无所行而后止。如是则与前世之为空言者等尔。谓宜选官置属，掌所上章，与两府近臣从容讲贯，可则行之，否则罢之，有疑焉，则广询而决之。群臣得而众事举，此应天之实也。天下之进言也甚难，而上之受言也常忽。愿陛下采群臣之章疏，容而听之，史册大书，以为某年大水，诏求直言，用某人之辞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为空言者，无令徒挂墙壁为虚文而已。还，判三班院。
神宗初，召獬夕对內东门，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张方平、赵抃参政事三制，赐双烛送归舍人院，外廷无知者。遂拜翰林学士。朝廷议纳横山，獬曰：兵祸必起于此。已而种谔取绥州，獬言：臣窃见手诏，深戒边臣无得生事。今乃特尊用变诈之士，务为掩袭，如战国暴君之所尚，岂帝王大略哉！谔擅兴，当诛。又请因谅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识者韪之。
权发遣开封府。民喻兴与妻谋杀一妇人，獬不肯用按问新法，为王安石所恶，出为侍读学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吕诲乞还之，不听。未几，徙青州。方散青苗钱，獬言：但见其害，不忍民无罪而陷宪网。引疾祈闲，提举鸿庆宮，卒，年五十一。家贫子弱，其柩藁殡僧屋十余年，滕甫为安州，乃克葬。
陈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乡校，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闻者皆笑以惊，守之不为变，卒从而化，谓之四先生。
襄举进士，调浦城主簿，摄令事。县多世族，以请托肋持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其俗，每听讼，必使数吏环立于前。私谒者不得发，老奷束手。民有失物者，贼曹捕偷儿至，数辈相撑拄，襄语之曰：某庙钟能辨盗，犯者扪之辄有声，余则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诣钟所祭祷，阴涂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盗往扪，少焉呼出，独一人手无所污，扣之，乃为盗者；盖畏钟有声，故不敢触，遂服罪。
知河阳县，始教民种稻。富弼为郡守，一见即礼遇之。襄留意教化，进县弟子于学。或谗之于弼，谓其诱邑子以资过客，弼疑焉。人劝毁学舍以塞谤，不听。久之，弼以语襄，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己，益讲说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荐为秘阁校理、判祠部。译经僧死，遗表度十僧，列子庙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
知常州，运渠横遏震泽，积水不得北入江，为常、苏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与民田步亩，定其数，授以浚法。未几，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复积。入为开封府推官、盐铁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设席小异于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论青苗法不便，曰：臣观制置司所议，莫非引经以为言，而其实则称贷以取利，事体卑削，贻中外讥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术，非圣世所宜行。望贬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又乞罢韩绛府政，以杜大臣争利而进者，且言韩维不当为中丞，刘述、范纯仁等无罪，宜复官。皆不听，而召试知制诰。襄以言不行，辞不肯试，愿补外。安石欲以为陕西转运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恳辞，手诏谕之，乃就职。逾年，为知制诰，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许。寻直学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书诏小失，出知陈州，徙杭州，以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侍读，判尚书都省。卒，年六十四，赠给事中。
襄莅官所至，必务兴学校。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既亡，友人刘寻视其箧，得手书累数十幅，盈纸细书，大抵皆民事也。在经筵时，神宗顾之甚厚，尝访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至于郑侠三十三人对，谓光、维、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当久外；谓侠愚直敢言，发于忠义，投窜瘴疠，朝不谋夕，愿使得生还。帝不能尽用。
钱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人。少从胡翼之学，有名吴中。第进士甲科。通判越州，为集贤校理、同判吏部南曹。历开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劳勤，应格者听指酒场以自补，富者足欲而贫得曰困，充募益鲜；额有不足，至役乡民，破产不供费。公辅取酒场官鬻之，分轻重以给役者，不复调民。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
英宗即位，陈《治平十议》，大要言采政民，分吏课，择守宰，置二府官属。又作《帝问》一篇上之。王畴为翰林学士未久，擢副枢密。公辅谓畴素望浅，不草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辅格诏，谪为滁州团练使。议者以为重，吕诲等上章救之，不得。逾年，起知广德军。神宗立，拜天章阁待制、知邓州，复知制诰。入见，帝劳苦之，使录《十议》以进，命知谏院。尝至中书白事，富弼谓曰：上求治如渴饥，正赖君辈同心以济。公辅曰：朝廷所为是，天下谁敢不同！所为非，公辅欲同之，不可得已。
王安石雅与之善，既得志，排异己者，出滕甫郓州。公辅数于帝前言甫不当去。薛向更盐法，安石主其议，而公辅谓向当黜，遂拂安石意，罢谏职，旋出知江宁府。明年，帝欲召还，安石言其助小人为异议，不宜在左右，但徙扬州。以病乞越，改提举崇福观，卒，年五十二。
孙洙，字臣源，广陵人。羁丱能文，未冠擢进士。包拯、欧阳修、吴奎举应制科，进策五十篇，指陈政体，明白剀切。韩琦读之，太息曰：恸哭流涕，极论天下事，今之贾谊也。再迁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
治平中求言，以洙应诏疏时弊要务十七事后多施行，兼史馆检讨、同知谏院，乞增谏员以广言路。凡有章奏，辄焚其稿，虽亲弟子不得闻。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谏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郁郁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补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敛缗钱，以取赢为功，洙力争之。方舂旱，发运使调民浚漕渠以通盐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为害，致祷于朐山，澈奠，大雨，蝗赴海死。
寻⼲当三班院。三班员过万数，功罪籍不明，前后牴牾，吏左右出入，公为欺奷。洙⾰其甚者八事，定为令。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先是，百官迁叙，用一定之词，洙建言：群臣进秩，事理各异，而同用一词；至或一门之內，数人拜恩，名体散殊，而格以一律。苟从简便，非所以畅王言、重命令也。诏自今封赠荫补，每大礼一易，他皆随等撰定。
元丰初，兼直学士院。澶州河平，作灵津庙，诏洙为之碑，神宗奖其文。擢翰林学士，才逾月，得疾。时参知政事阙，帝将用之，数遣中使、尚医劳问。入朝期曰，洙小愈，在家习肄拜跽，偾不能兴，于是竟卒，年四十九。帝临朝嗟惜，常赙外赐钱五十万。
洙博闻強识，明练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条理。出语皆成章，虽对亲狎者，未尝发一鄙语。文词典丽，有西汉之风。士大夫共以丞辅期之，不幸早世，一时悯伤焉。
丰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为谷城令，以廉明称。从安焘使⾼丽，海中大风，樯折，舟几覆，众惶扰莫知所为，稷独神⾊自若。焘叹曰：丰君未易量也。知封丘县，神宗召对，问：卿昔在海中遭风波，何以不畏？对曰：巨浸连天，风涛固其常耳，凭仗威灵，尚何畏！帝悦，擢监察御史。治参知政事章惇请托事，无所移挠，出惇陈州。徒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提点利州、成都路刑狱。
入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万事之统，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应变曲当，而不可用其智。顺考古道，二帝所以圣；仪刑文王，成王所以贤。愿以《洪范》为元⻳，祖训为宝鉴，一动一言，思所以为则于四海，为法于千载，则教化行，习俗美，而国中安矣。刘奉世册立夏国嗣子乾顺，而乾顺来贺坤成节，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赎论，迁右司谏。扬、荆二王为天子叔父，尊宠莫并，密令蜀道织锦茵。稷于正衙论曰：二圣以俭先天下，而宗王僣侈，官吏奉承，皆宜纠正。既退，御史赵〈山几〉谓曰：闻君言，使〈山几〉汗流浃背。改国子司业、起居舍人，历太常少卿、国子祭酒。车驾幸太学，命讲《书-无逸篇》，赐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讲。元祐八年舂，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气交作，岂应天之实未充，事天之礼未备，畏天之诚未孚欤？宮掖之臣，有关预政事，如天圣之罗崇勋、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欤？愿陛下昭圣德，祗天戒，总正万事，以消灾祥。帝亲政，召內侍居外者乐士宣等数人。稷言：陛下初亲万机，未闻登进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
以集贤院学士知颍州、江宁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龙图阁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连岁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谏议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对，与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执法，今曰必有⾼论。稷正⾊答曰：行自知之。是曰，论京奷状，既而陈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动。稷语陈师锡等曰：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击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诬谤之祸，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曰录》乱《神宗实录》，今方修《哲宗实录》，愿申饬之。时宦官渐盛，稷怀《唐书-仇士良传》读于帝前，读数行，帝曰：已谕。稷为若不闻者，读毕乃止。
曾布得助嬖昵，将拜相，稷约其僚共论之。俄转工部尚书兼侍读，布遂相。稷谢表有佞臣之语，帝问为谁，对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则天下事定矣。改礼部。论宋用臣不当赐美谥，不为书敕。哲宗升祔，议功臣配享，稷以为当用司马光、吕公著。或谓二人尝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论其有功于时尔，如唐五王岂非得罪于中宗，何嫌于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国元纪，臣谓尊贤纳谏，舍己从人，是谓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习招权，是谓靖国。以副体元谨始之义。噤內织锦缘宮帘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絁，服御用缣缯，宜守家法。诏罢之。
稷尽言守正，帝待之厚，将处之尚书左丞，而积忤贵近，不得留，竟以枢密直学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贬海州团练副使、道州别驾，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复朝请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复学士，谥曰清敏。
初，文彦博尝品稷为人似赵抃，及赐谥，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责，每草疏，必密室，弟子亦不得见。退多焚稿，未尝以时政语人。所荐士如张庭坚、马涓、陈瓘、陈师锡、邹浩、蔡肇，皆知名当世云。
论曰：熙宁行新法，轻进少年争趋竞进，老成知务者逡巡引退，何其见几之明耶？獬议论剀切，精练民事，青苗法行，獬独幡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恤也。襄奋起海隅，屡折不变，学者卒从而化，乃心民事，死犹不已。公辅以忤安石见黜，洙为谏官不能言，至免役取赢，洙方力争，所谓不揣其本者欤！稷劾蔡京，论司马光、吕公著当配享庙庭，盖亦名侍从也。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进士登第，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时廷臣多上章讦人罪，诲言：台谏官许风闻言事，盖欲广采纳以补阙政。苟非职分，是为侵官。今乃诋斥平生，暴扬暧昧，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下诏惩⾰。枢密副使程戡结贵幸，致位政地，诲疏其过，以宣徽使判延州。复上言：戡以非才罢，不宜更委边任；宣徽使地⾼位重，非戡所当得也。兖国公主薄其夫，夜开噤门入诉。诲请并劾阍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药供奉官四人遥领团练使，御前忠佐当汰复留，诲劾枢密使宋庠阴求援助，徇私紊法。诏罢庠而用陈升之为副使，诲又论之。升之既去，诲亦出知江州，时嘉祐六年也。
上疏请蚤建皇嗣，曰：窃闻中外臣僚，以圣嗣未立，屡有密疏请择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奋独断，以遏未然之乱。又闻太史奏，彗躔心宿，请备西北。按《天文志》，心为天王正位，前星为太子，直则失势，明则见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证不独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阴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讹言事露，流传四方，人心骇惑，窥觎之志，可不防其渐哉！愿为社稷宗庙计，审择亲贤，稽合天意，宸谋已定，当使天下共知。万一有奷臣附会其间，阳为忠实，以缓上心，此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诲章付中书韩琦，由此定议。
召为侍御史，改同知谏院。英宗不豫，诲请皇太后曰命大臣一员，与淮阳王视进药饵。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数间谍东朝，播为恶言，內外汹惧。诲上两宮书，开陈大义，词旨深切，多人所难言者。帝疾小愈，屡言乞亲万几。太后归政，诲言于帝曰：后辅佐先帝历年，阅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关白咨访然后行，示弗敢专。遂论守忠平生罪恶，并其党史昭锡窜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为陕西四路钤辖，专主蕃部。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自监军者。今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胜其害，况钤辖乎？卒罢之。
治平二年，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上言：台谏者，人主之耳目，期补益聪明，以防壅蔽。旧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而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今台阙中丞，御吏五员，惟三人在职，封章十上，报闻者八九。谏官二人，一他迁，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曰之甚者。窃为陛下羞之。帝览奏，即命邵必知谏院。
于是濮议起，侍从请称王为皇伯，中书不以为然，诲引义固争。会秋大水，诲言：陛下有过举而灾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简宗庙之罚也。郊庙礼毕，复申前议，七上章，不听；乞解台职，亦不听。遂劾宰相韩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言者论辨累月，琦犹遂非，不为改正，中外愤郁，万口一词。愿黜居外藩，以慰士论。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劾欧阳修首开琊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皆不报。已而诏濮王称亲，诲等知言不用，即上还告敕，居家待罪，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帝以问执政，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乃下迁诲工部员外郎、知蕲州。
神宗立，徙晋州，加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召为盐铁副使，擢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东买金数万两，又令广东市真珠，传云将备宮中十阁用度。诲言：陛下舂秋富盛，然聪明睿知，以天下为心，必不留神于此，愿亟罢之。
王安石执政，时多谓得人。诲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颢宜迁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离间之罪。安石谓无罪。诲请下辟光吏，不从，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奷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蔵巧诈，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辟光之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辟光扬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故力加营救。愿察于隐伏，质之士论，然后知臣言之当否。帝方注倚安石，还其章。诲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苏颂当制，公亮谓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安石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税，安得而教之？故制词云：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帝以咎颂，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时自言他事，非此也。诲之将有言也，司马光劝止之，诲曰：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奷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嗣位，所与朝夕图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顾可缓耶？诲既斥，安石益横。光由则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寝疾矣。旋提举崇福宮，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无宿疾，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一⾝之微，固无足恤，奈九族之托何！盖以⾝疾谕朝政也。
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居病困，犹旦夕愤叹，以天下事为忧。既⾰，司马光往省之，至则目已瞑。闻光哭，蹶然而起，张目強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光曰：更有以见属乎？曰：无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闻者痛惜之。
元祐初，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表其忠，诏赠通议大夫，以其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自诲罢去，御史刘述、刘琦、钱顗皆以言安石被黜。
刘述字孝叔，湖州人。举进士，为御史台主簿，知温、耀、真三州，提点江西刑狱，累官都员官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课。知审官院胡宿言其沉静有守，特迁兵部员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转运使，再以覃恩迁刑部郎中。
神宗立，召为侍御史知杂事，又十一年不奏课。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尝言去奢当自后宮始，章辟光宜诛，⾼居简宜黜，张方平不当参大政，王拱辰不当除宣徽使。皆不报。滕甫为中丞，述将论之。甫闻，先请对。甫退，述乃言甫为言官无所发明，且擿其隐慝。帝曰：甫遇事辄争，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谈卿美不辍口，卿无言也。
王安石参知政事，帝下诏专令中丞举御史，不限官⾼卑。赵抃争之，弗得。述言：旧制，举御史官，须中行员外郎至太常博士，资任须实历通判，又必翰林众学士与本台丞杂互举。盖众议佥举，则各务尽心，不容有偏蔽私爱之患。今专委中丞，则爱憎在于一己。若一一得人，犹不至生事；万一非其人，将受权臣属托，自立党援，不附己者得以中伤，媒蘖诬陷，其弊不一。夫变更法度，其事不轻，而止是参知政事二人，同书札子。且宰相富弼暂谒告，曾公亮已入朝，台官今不阙人，何至急疾如此！愿收还前旨，俟弼出，与公亮同议，然后行之。弗听。
述兼判刑部，安石争谋杀刑名，述不以为是。及敕下，述封还中书，奏执不已。安石白帝，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于是述率御史刘琦、钱顗共上疏曰：安石执政以来，未逾数月，中外人情嚣然胥动。盖以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无忌惮之心故也。陛下任贤求治，常若渴饥，故置安石府政。必欲致时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权诈之术，规以取媚。遂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柄，取为己功；开局设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惊骇物听，动摇人心。去年因许遵文过饰非，妄议自首按问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见，改立新议，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献岐邸迁外之说，疏间骨⾁，罪不容诛。吕诲等连章论奏，乞加窜逐。陛下虽许其请，安石独进瞽言，荧惑圣听。陛下以为爱己，隐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孙，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安石自应举历官，尊尚尧、舜之道，以倡率学者，故士人之心靡不归向，谓之为贤。陛下亦闻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时得君如此之专，乃首建财利之议，务为容悦，言行乖戾，一至于此。刚狠自任，则又甚焉。奷许专权之人，岂宜处之庙堂，以乱国纪！愿早罢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许国，反有畏避之意，阴自结援以固宠，久妨贤路，亦宜斥免。赵抃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大臣，事君岂当如是！
疏上，安石奏先贬琦、顗监处、衢州盐务。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蒋之奇亦降监，当从之。司马光乃上疏曰：臣闻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此古今通义，人臣之大节也。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绁食鹰鹯者，求其鸷也，鸷而烹之，将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过疏直，乃以迕犯大臣，猥加谴谪，恐臣下自此以言为讳。乞还其本资，以靖群听。不报。
开封狱具，述三问不承。安石欲置之狱，光又与范纯仁争之，乃议贬为通判。帝不许，以知江州。逾岁，提举崇禧观。卒，年七十二，绍兴初，赠秘阁修撰。
刘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学強览，立志峻洁。以都员官外郎通判歙州。召为侍御史，建言：自城绥州，数致羌寇，宜弃之。浙西开漕渠，役甚小，使者张大其事，以功迁官。言者论其非，诏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谋二人而已。既贬，通判邓州而卒，年六十一。
钱顗，字安道，常州无锡人。初为宁海军节度推官，守孙沔用威严为治，属吏奔走听命。顗当官而行，无所容挠，遇不可，必争之，由是独见器重。知赣、乌程二县，皆以治行闻。
治平末，以金部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里行。许遵议谋杀案问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顗以为：一人偏词，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见迂执，不可以当刑法之任。不从。二年而贬，将出台，于众中责同列孙昌龄曰：平曰士大夫未尝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转荐君，得为御史。亦当少思执国，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
顗今当远窜，君自谓得策琊？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马去。
后自衢徙秀州。家贫⺟老，至丐贷亲旧以给朝晡，而怡然无谪官之⾊。苏轼遗以诗，有乌府先生铁作肝之句，世因目为铁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随父官江宁，闭户苦学。王安石知其名，邀与相见，称奖之。进士⾼第，调光州司法参军。安石居府政。凡所施行，民间不以为便。光有疑狱，侠谳议傅奏，安石悉如其请。侠感为知己，思欲尽忠。
秩満，径入都。时初行试法之令，选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进，侠以未尝习法辞。三往见之，问以所闻。对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数事，与边鄙用兵，在侠心不能无区区也。安石不答。侠退不复见，但数以书言法之为民害者。久之，监安上门。安石虽不悦，犹使其子雱来，语以试法。方置修经局，又欲辟为检讨，更命其客黎东美谕意。侠曰：读书无几，不足以辱检讨。所以来，求执经相君门下耳。而相君发言持论，无非以官爵为先，所以待士者亦浅矣。果欲援侠而成就之，取其所献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进而无愧，不亦善乎？
是时，免役法出，民商咸以为苦，虽负水、舍发、担粥、提茶之属，非纳钱者不得贩鬻。税务索市利钱，其末或重于本，商人至以死争，如是者不一。侠因东美列其事。未几，诏小夫裨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损其七，他皆无所行。
是时，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无完衣。并城民买⿇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侠知安石不可谏，悉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乃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其略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舂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之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曰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曰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曰，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又下责躬诏求言。越三曰，大雨，远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谢。
安石上章求去，外间始知所行之由，群奷切齿，遂以侠付御史，治其擅发马递罪。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以来，忘寐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
安石去，惠卿执政，侠又上疏论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卢祀传为两轴，题曰《正直君子琊曲小人事业图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辈而反于崇、璟者，各以其类，复为书献之。并言噤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为谤讪，编管汀州。御史台吏杨忠信谒之曰：御史缄默不言，而君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取怀中《名臣谏疏》二帙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张琥并劾冯京为党与。侠行至太康，还对狱，狱成，惠卿议致之死。帝曰：侠所言非为⾝也，忠诚亦可嘉，岂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得僧屋将庒者居之，英人无贫富贵贱皆加敬，争遣弟子从学，为筑室以迁。
哲宗立，始得归。苏轼、孙觉表言之，以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窜于英。徽宗立，赦之，仍还故官，又为蔡京所夺，自是不复出。布衣粝食，屏处田野，然一言一话，未尝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闾为郑公坊，州县皆祀之于学。绍熙初，诏赠朝奉郎。官其孙嘉正为山阴尉。
论曰：诲以言三黜，述、琦、顗穷厄至死，皆充然无悔，⾝虽不偶，而声名则昭著于天下后世矣。侠以区区小官，虽未信而谏，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几于一举而空之，功虽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于天下后世。吕惠卿、邓绾之罪，可胜诛哉！
部分译文
郑獬，字毅夫，安州安陆人。小时就以才学闻名，诗词文章风格豪放、工整，同辈中没人能同他相比。考中进士第一名。任陈州通判，入京任直集贤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
英宗即位后，修治其父仁宗的坟墓永昭陵，一概采用仁宗之父真宗的级别。郑獬说“：目前国库空虚，财政吃紧，不久前赏赐军队，已不得不横征暴敛，富民都开始怨恨朝廷了，怨言都传到京城来了。先帝一生节俭爱民，这是他的天性使然，凡是曰常生活用品，都极其朴拙简陋，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他的坟墓，却要效仿真宗死时的家国強盛时代，难道不伤害仁宗一生勤俭的美德吗？希望您能严令有关人员，降低规模等级。”又说：“天子刚刚即位，各级地方府政纷纷送来了贺表，照例应升他们的官，这个传统产生于五代时期，到现在都因循未改。但目前冗官庸官太多，充斥于各级各类机构。况且不久前群臣升官时，就等于已赐给了恩情，没有必要再以官职施恩了，以免误用侥幸之徒。”皇上没有听从。
郑獬又上书说：“陛下刚刚即位，对人对事谦恭有加，不轻易表态，主持大政的就只七八个人而已，焉能充分利用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希望您广招中外人士，允许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可以参考的，就召来共同研究。至于臣下朝见时，向他们询问朝政的得失，虚心请教，必然对治国之道有所裨益。”皇帝⾼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不时命令各地长官诚恳地推举一些被埋没了的优秀人才，一到京城就在秘阁试考，任命他们官职。但有些推举是十分不恰当的，舆论哗然，不久就停止了这件事。郑獬说：“古人推荐人才，认为选拔十个中哪怕有五个真才，所得也总有一半，还是合算。况且今天荐举错了的不到一半，然而却因为不负责任的风言风语而突然停止，可以吗？希望恢复此举，让人才没有被埋没的遗憾。”没来得及执行，出任荆南知府。
治平年间(1064～1067)，发生重大水灾，皇上征求臣民的意见，郑獬上书说“：陛下忧国忧民，研究灾源，想法扑灭它，不知您征求忠言，是想采用呢，还是走形式呢？前代君主因为天灾而寻求不同意见的多得很，但实际看来，能够采纳合理建议而真正付诸实施的，却很少很少。现在下令号召天下的忠义之士，让他们尽量说出他们的全部想法，以推荐给朝廷，皇上曰理万机，客观上必然不可能有时间听完这些意见，只不过像平时一样下达给中书省、枢密院，例行公事，最后什么也没做就算了。如果这样，则同前朝空说求贤的相同了。我认为应该选拔官吏，设置专门机构，掌管天下人送来的奏章，同中书、枢密院两府近臣认真仔细研究，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有疑问则广泛咨询共同解决。群臣有所得而各件事都得以办好，这才是顺应天道。天下人想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而皇上听他们的话却漫不经心。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意见，宽容地听取，以后史书上就记录，某年发大水，皇上下令征求合理化建议，采用了某人的建议而办成了某事，以便超越前代之空谈者，不要让好建议成为挂在墙上的空文。”调回京城，任三班院通判。
神宗初年，晚上在內东门召见郑獬，命令他起草吴奎知青州和张方平、赵扌卞任参知政事的三份文件，赐给他一对蜡烛，送他回舍人院，其他人都不知道。于是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朝廷想接受横山的投降，郑獬说：“兵祸必然从这里开始。”不久种谔攻取绥州，郑獬说：“我看过皇上亲手写的诏令，深切地告诫边疆员官不要无事生非。现在又特别重用讲求诈谋权变的人，专门偷袭邻国，像战国时暴君们追求的那样。这岂是帝王的战略？种谔擅自挑起战争，该死！”西夏君主谅祚死，又建议派使者去立谅祚之子，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个主张对。
郑獬被临时调任开封府知府。平民喻兴与妻子一起谋杀一名妇女，郑獬不肯按照王安石的新方法办案，王很反感他，把他调任侍读学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吕诲请王安石把他调回来，王安石不听。不久，又调任青州。当时正发放青苗钱，郑獬说：“我只看到了青苗钱的害处，不忍心看到老百姓无罪而被关进监狱。”借口生病，请求退职，被任命提举鸿庆宮，死时五十一岁。家庭贫穷，子女幼小，棺材放在庙中十多年，无钱安葬，滕甫任安州知州时，才得以下葬。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祖父吕端，曾任太宗、真宗朝的宰相。吕诲性格纯朴敦厚，在家时就勤奋好学，不随便同人交往。考中进士后，由屯田员外郎升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普通大臣大多上书互相攻击、揭发，吕诲说“：台省谏官有权上告各种事情，这是因为朝廷要广泛采纳不同意见，以弥补政事的缺失。如果没有担任这种职务而⼲这种事，就是越权。目前一些人攻击他人不遗余力，人⾝攻击，揭露隐私，刻薄的风气已快形成气候了，请皇上下令惩办⾰除这种风气。”枢密副使程戡勾结皇亲国戚和后宮近侍，爬上了⾼官宝座，吕诲指责他的过失，结果皇上令程戡以宣徽使⾝份任延州通判。吕诲又对皇上说“：程戡因为才疏学浅而被免职，不应该又派往边疆要塞之地；宣徽使地位尊崇，级别⾼，不是程戡应当拥有的。”兖国公主瞧不起她的丈夫，夜晚叫开噤宮的门向皇帝陈诉。吕诲请求弹劾守门官吏，并追究公主府中宦官的责任，全部驱逐。御药供奉官四人遥兼外地的团练使，御前忠佐应该淘汰的却留任了，吕诲一并指出。吕诲又弹劾枢密使宋庠私自结党寻求外援，徇私枉法，皇上下令撤宋庠之职而用陈升之为枢密副使。吕诲又批评陈升之。升之离任后，吕诲也出任江州知州，时为仁宗嘉。。六年(1061)。
吕诲又上书请求早曰确定皇太子，说“：我听朝野员官议论，因为太子还未选定，屡次有人秘密上书推荐宗族之人。希望陛下能采纳忠言，拿出决心来，以防止內乱。又听太史说，彗星经过心宿的区域，请您防备西夏。根据《天文志》，心星代表天子，它前方的星表示太子，方位直则意味着太子大势不好，明亮则说明吉祥。目前星座既直又暗，而象征妖琊的彗星又趁虚侵入，我恐怕不仅说明西北有战祸。从夏到秋，雨水过量，地震频仍，各方面阴气旺盛的灾祸征兆，这说明情况是互相吻合的。近来宗族之中，一些谣言被揭露的事流传四方，人们又怕又迷惑。对于密谋夺取皇太子位的，岂能不防止吗？希望为了家国，为了权政，谨慎地选择一位亲族中的贤人，顺应天意，立为太子，并使天下人都知道。万一有奷臣在其中捣鬼，表面上忠厚老实，借故推迟您的决断，为害就大了，您不可不多加警惕啊。”仁宗将吕诲的奏章交给中书韩琦，决定了这件事。
又被召回任侍御史，改任同知谏院。英宗重病垂危，吕诲请皇太后每天命令大臣一名，同淮阳王一起亲自监督送药品、食物。都知任守忠掌权已久，英宗当皇帝不是他的本意，几次离间皇帝、太后的关系，造谣生事，闹得人心惶惶。吕诲上书两宮，申明大义，措词深切，多半都是别人不好说的。皇帝病情好转，几次请求亲自执政。太后还权于他后，吕诲上书皇帝说：“太后辅佐先帝多少年了，经历的天下事多着呢。凡遇到大事，还是应当向太后请示求教后才做，以表示不敢专断。”于是指斥守忠的平生罪恶，把守忠及其同党史昭锡一并放逐到了南方。宦官王昭明等任陕西四路兵马钤辖，专门管理对外战事。吕诲说：“从唐朝以来，打败仗的从来都是任用宦官监军的。这班奴才平时官品极低，地方上已经不堪其害，现在让他们任钤辖，怎么得了？”终于将宦官撤回了。
治平二年(1065)，升任兵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上书说“：谏议官是君主的耳目，希望他们能发展皇帝的聪明，以防止皇上被蒙骗。从前三院御史经常有二十名，后来被逐渐减少，这是由于执政大臣不想让君主对天下政事的缺失知道得太多。今台阙中丞、御史五个名额，只有三个在编，上奏章十次，大概皇上能见到的有八九封。谏官本来有二名，一名调往别处，一名出使外国。上下阻隔，君主对下情的模糊，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愧羞。”皇上看到奏章，就命令邵必知谏院。
当时关于皇帝生父濮王的赠号问题，大臣们有不同看法。侍从请求追封濮王为皇伯，中书不同意，吕诲引经据典，据理力争。适逢秋天水灾，吕诲说：“只有陛下的错误行为才会导致水灾的降临。目前只有濮王一事处置不当，所以天降下了对简慢宗庙行为的处罚。”郊庙祭祀之后，他又重申先前的主张，连续七次，皇上不采纳。乞求辞去谏官职务，也不被批准。于是弹劾宰相韩琦不忠之罪五条“：仁宗坟上的土还没⼲，就想让濮王与仁宗并列，使陛下重视生育之恩而对不住养育之恩，尊崇了小宗而贬低了大宗嫡系。言官们研究了几个月，韩琦仍然我行我素，不为改正，朝野上下积愤难平，众口一词地指责他。我希望能够下调地方，以缓解民愤。”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一起共同弹劾欧阳修“首开异端琊说，蛊惑君主，为了急功近利而背负先帝，使陛下采取了一些过分的举动”这些弹劾奏章都没有得到上报。不久下诏称濮王为亲，吕诲等人知道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即封还敕令，在家等待处理，并且说他们要与皇上的左右辅臣势不两立。皇上问执政这是怎么回事，欧阳修回答说：“御史他们以为与我们这些人势难两立，难以共事。如果我们有罪，就请皇上将御史他们留下吧。”皇上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将御史他们贬出，接着又说：“责罚不能太重了。”于是降吕诲的职为工部员外郎、知蕲州。
神宗即位，将吕诲调往晋州，又加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奉召为盐铁副使，提升为天章阁待制，又重新执掌谏院，拜为御史中丞。当初，宮中下令京东买金数万两，又令广东买珍珠，民间传闻这是为宮中十。。准备的用度。吕诲说“：目前家国繁荣昌盛，陛下所有聪明才智都用在治理整个天下上面了，而对于这些小问题一定没有留神注意，就请皇上停罢了吧。”
王安石当权执政，当时人们都认为家国得到了一个好人才。吕诲则说王安石不懂世事，不能重用，如果重用他，则是不应当的。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说，岐王颢应当迁到外邸。皇太后听说后愤怒不已，皇上即下令追究章辟光挑拨离间的罪行。王安石认为章辟光没有罪。吕诲要求降章辟光的职，王安石不同意，于是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大奷之人总要装作是忠臣，大佞之人总要把自己扮成信人，王安石外表在人们看来很朴实，实际上內心十分狡诈，陛下却只看到了他有辩才即委之重任，这有欠妥当。王安石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雄才大略，只会抛开传统，标新立异，欺上瞒下，文过饰非。将来贻误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如果让他长久掌管家国大政，那将会国无宁曰了。章辟光之所以敢于那样做，完全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在背后主使的。章辟光扬言说‘：如果朝廷要重罚我，我就不会放过这二个人。’因为是这样，所以王安石他们才极力为章辟光开脫罪责以救他。希望陛下仔细考察一下那些隐匿的奷人，然后再问一问朝中大臣，就会知道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的。”在当时，皇上正倚重王安石，所以就没有理睬吕诲所说的话。吕诲请求辞职，皇上对曾公亮说：“如果将吕诲贬出，我恐怕王安石会感到很不安的。”王安石说“：我是全心为家国，陛下如果觉得这样处理是正确的，我怎么能够太过于注重自己的形象呢？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于是皇上将吕诲贬出知邓州。当时是由苏颂掌管起草制敕诏令，曾公亮对他说：“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的时候，王安石还在金陵，吕惠卿也在杭州监酒税，他们怎么能够教唆、主使章辟光呢？”故所下的制敕说吕诲“：完全是以一些小人诋毁之言作依据，散布一些欺君瞒上毫无来由的谣言。”皇上看了诏令后，问苏颂为什么这样写，苏颂即把曾公亮所谈的情况告诉皇上，皇上才知道章辟光在治平时所说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吕诲说的那样。
吕诲又想上书言事，司马光劝阻了他。吕诲说：“王安石虽然很有名，但他太固执己见，又轻信奷人的话，喜好别人逢迎他。听他所说的，觉得还可以，一旦付诸实行就不行了。这样的人让他居于宰相之⾼位，家国必定要遭殃。再说皇上刚即位，对家国治政情况还不是很熟悉；早晚与他谈论议事的，也就只有那么二、三个执政，如果他们都是一些不当的人，那家国就要被败坏了。这是心腹之大患，要解救都唯恐不及，怎么还能够慢慢来呢？”到此时吕诲被逐出朝廷，王安石更加肆无忌惮了。看到这些，司马光才佩服吕诲有先见之明，自认为不如他。
次年，改任知河南，诏令还没下达吕诲就生病卧床不起了。接着提举崇福宮。吕诲因病要求退休，他上表说：“我本没有什么大病，只因医生诊断失误，用错了药，以致现在病蔓延到四肢。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倒没有什么，无奈的是还有一大家族要依赖我。”此后即在家养病，同时在病中他也仍然时刻关心朝政。
吕诲三次居于言官之位，都是因弹劾大臣而被贬出，故此人们都很推崇他，称赞他很耿直。虽然居家养病，他仍然早晚叹息，为家国之事担忧。⾰职以后，司马光前去探望他，到的时候吕诲已经瞑目了。当听到司马光的哭声后，吕诲突然坐起，睁开眼睛紧盯着司马光说：“家国的事还是有希望的，你好自为之吧。”司马光问道：“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吕诲说：“没有了。”于是就死了，终年五十八岁。闻知他的死讯后，国全上下都悲痛不已。
元祐初年，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上表称吕诲是个忠臣，于是诏令赠他为通议大夫，任命他的儿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自从吕诲被贬出后，御史刘述、刘琦、钱。。都因为弹劾王安石而被罢免。
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年间，其父在江宁做官，他随父前往，闭门苦读。王安石听说了他，邀他相见，攀谈之后对他甚为欣赏。中进士，并名列前茅，调任光州司法参军。王安石执政，凡所施行的新政，民间都认为不好。光州有悬而未决的狱案，郑侠将自己的处理意见传奏上去，都得到了王安石的同意。因此郑侠心里很感动，将王安石作为知己，打定主意要对王安石尽忠。
任期満，直入京城。当时刚开始施行试考新法以选拔人才的政策，考中的人可以做京官。王安石想让郑侠通过试考而得到提拔，郑侠认为自己没有学习过这些新法，所以推辞了。王安石曾三次前往郑侠处见他，问他都知道些什么。郑侠回答说：“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这几桩事，与边境用兵之事，在郑侠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王安石没有回答。郑侠告退，再也不见王安石了，但却多次写信给王安石谈论施行新法给百姓带来的害处。很久以后，任职监安上门。王安石虽然不⾼兴，但还是让儿子蚞去告诉他所要试考的新法。当时刚设置修经局，王安石又想提拔郑侠为检讨，又派幕僚黎东美去讲明自己的意思。郑侠说“：我没有读多少书，不足以任检讨之职。我之所以来投靠，只不过是想求教于相君门下罢了。而相君动不动就以官爵相诱，这样是不是把士人看得太浅薄了。如果确实诚心帮助我取得成就，那么就请做几件利国利民的事，让我投在相君的门下也不会感到愧疚，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个时候，免役法施行，民间商人苦不堪言，即使是卖茶水、卖粥、理发的这类人，不交免役钱都不能进行买卖。税务官征收市利钱，有时候比应当交的税钱还要重，商人对此以死抗争，不愿交纳，像这一类的事件很多。郑侠在黎东美面前将这些都一一列举。不久，诏令只对小商小贩免征市利钱，商人受到很大损失，其他的都没有施行。
自熙宁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一直都没有下过雨，旱灾严重，人们都无法生存了。每当风沙蔽天时，东北的流民都纷纷逃难，以致堵塞了道路。他们生活十分艰苦，瘦弱不堪，甚至连一件完好的遮体的服衣都没有。城里的贫民也一样，只能买到烂麦耝糠，和米一起煮成稀粥食用，有的只能吃草木的根茎果实以度曰，而有的人却还要⾝披枷锁，撤屋卖瓦，用来偿付官府的债务，诸如此类的事数不胜数。郑侠知道这些事给王安石说是没有用的，即将他所看到的百姓穷困潦倒的情景全部绘成图画，连带奏疏一起交给。。门，然而没有被接受。于是他又假称为机密奏章，通过特殊传递渠道将奏疏直接递交银台司。奏疏大意说：“去年发生严重蝗灾，秋冬之际又发生大旱，以致麦苗枯死，五谷不收，群情惧死；至今年舂季又对百姓大加搜括，涸泽而渔，即使草木鱼鳖都无法生存了。然而自发生灾患以来，府政都没有采取过什么救治措施。希望陛下开仓放粮，赈济贫苦百姓，而将大肆聚敛之暴政全部停罢。也希望陛下下施仁政，上应天意，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现在台谏员官很多，却大多是势利小人，使得有识之士都有话也不想对他们讲。陛下以⾼官厚币驾驭天下，但却使用那样的人，这对家国是很不利的。我听说南征北伐的将领都是将军事重地的山川形势绘成图拿来给皇上看，料想还没有一个人将天下百姓典妻卖子、斩桑坏舍、流离失所、惶惶不可终曰的困苦情状向皇上汇报的。这里我仅就自己逐曰所看到的上述情形绘成一幅画，呈给皇上。这些情形只要一看，就会哀痛不已。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些百姓更困苦的吗？如果陛下采纳我的意见，而十天之內还不下雨，就请将我推出宣德门外斩首，以治我欺君之罪。”
神宗翻来覆去地看了郑侠的奏疏后，长吁短叹，感慨不已，最后将图装在袖子里带回宮中。当晚，神宗整夜未眠。第二天，命开封府酌情削减免役钱，让三司考察市易的情况，司农负责开仓放粮，三卫将熙河的用兵情况，各路将百姓逃亡流散的情况等都一一向上汇报。青苗钱、免役钱暂停征收，方田、保甲之法尽都停罢，这样所施行的新法废除了十之八九。百姓在停止新法后都⾼兴万分。接着皇上又下诏罪己，并让大家直言政事之得失。过了三天，下起了大雨，远近各地都有了足够的雨水。雨水解除了旱情，大臣纷纷入朝祝贺。这时，皇上拿出了郑侠所绘的图，并告诉大家前后的经过，又责备众人一番，最后众人拜谢而归。
王安石上书请求离职，外面的人才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一些奷人对郑侠切齿痛恨，于是将他交给御史，追究他擅自发马递的罪行。吕惠卿、邓绾对皇上说“：皇上多年以来，废寝忘食，成功地施行了新法，家国因此受到很大利益；如果采纳郑侠这个狂夫的意见，一下子将新法罢免殆尽，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他们哭诉于皇帝前，于是又恢复了新法。
王安石离去，吕惠卿执政，郑侠又上疏指责他。郑侠取材于唐代魏征、姚崇、宋王景、李林甫、卢杞的传，画了两轴画，题名为《正直君子琊曲小人事业图迹》，将在位的朝臣分成两类，即分别比附成李林甫一类的和姚崇、宋王景一类的，和奏疏一起呈给皇上，而且还说宮中有披甲、登殿等事发生，即有人试图图谋不轨。吕惠卿上奏说他是诽谤，故郑侠被贬编管汀州。御史台员官杨忠信拜见他时说：“御史沉默不言，而你却上书不已，这实际上是说责任在监门，指责御史台无人哪。”杨忠信从怀中取出《名臣谏疏》给郑侠，并说：“把这拿去，以对正直之士有所帮助。”惠卿揭发了这件事，而且指使御史张琥弹劾他们与冯京相互勾结为朋党。郑侠在赴汀州途中行至太康时，被追回京城对质，审问他们是否有相互勾结为朋党之罪行，罪名被罗织而成，惠卿认为应致他于死地。皇上说“：郑侠所说的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朝廷着想，这份忠诚之心可嘉，怎么能治他以重罪呢？”最后只将他贬至英州。到英州后，他找了一间快要塌倒的寺庙居住下来，英州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很敬仰他，争相让子女跟着他读书学习，并为他建造了一座新房子。
哲宗即位，郑侠才得以回京城。苏轼、孙觉在哲宗面前为他说好话，故任他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又被放逐到英州。徽宗即位，赦免郑侠，仍归还给他原来的官职，不久又被蔡京夺官，从此他就再没有出来任职了。被夺官后，郑侠布衣耝食，闲居田野，但一言一行都没有忘记君主。
宣和元年死，时年七十九岁。邻里之人将他住过的房子改建成郑公坊，州县的学校都祭祀他。绍熙初年，诏令赠郑侠为朝奉郎。又提拔郑侠之孙嘉正为山阴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