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其不愿说

　　事实上我坐大巴赶回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咨询过了，而我一再告诉他没啥事，别担心，我能搞定…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一如以往，父亲每天往猪场、鱼塘跑，前者有猪崽要照料，后者赶年关卖鱼，还真离不开人手。小礼庄我去过一次，看了看姥爷，他老本就高血，得知母亲的事后当场就晕了过去，所幸人无大碍。说不上为什么，我十分厌恶老年人卧不起病恹恹的样子，不是对谁不敬。

　　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厌恶，而这种时候，亲戚们除了安慰你，实在作用有限，甚至因为无能为力，连那些安慰都会显得有些虚假。

　　父亲说一帮亲戚朋友早就在小礼庄商议过，东拉西扯的，说到底都是扯淡，用到你时可以，一有麻烦就躲得远远的，生怕沾染他们。说这话时，他牙都咬得咯咯响。

　　剧团的人往家里跑过两趟，之后就再没来过了，按青霞转述小郑的说法，于事无补不说，还耽搁老人休息。

　　倒是一反常态地情绪稳定，该吃吃，该喝喝，除了略微有些焦躁…她总说家里热得厉害，要开窗，要出去走一走。元月21号打平海广场路过时，红星剧场的铁大门已经贴上了封条，查封单位是平海市公安局，但自始至终没收到任何通知。

　　打过两次牛秀琴的电话，都是关机，虽然知道找她没啥用，那天晚上我还是没忍住，试探着问那个老姨不有本事，能不能让她想想办法。谁知父亲一拍大腿站了起来，险些闪了。

　　“她？你当她是个啥好东西？她要能自身难保就烧高香了！”他猛几口烟，然后把烟头狠狠地扔进垃圾桶里，很快又捡出来。

　　搁地上踩了踩，整个人直气，虽然父亲说了个病句，但什么意思显而易见，连我以为会颇不满意的都没吱声反驳，就是这个晚上，父亲又提出请律师。搞不懂为什么，我不愿其他人参与进来。

　　但老这样也不是个事，连确切的刑拘罪名都不知道，更别说申请取保候审了…我的计划已然被打了个稀烂。

　　我犹豫过要不要联系老贺，最后还是直接找了师父。这个即将完成秃顶的矮个子男人起初假装不认识我，等说明来意，电话那头突然就沉默了，当然，百般刁难是免不了的，任谁来都一样，预审大队的兔崽子们可谓教科书级的软硬不吃。

　　好在一番斗智斗勇后，拘留通知书总算是看到了，母亲被控罪名是受贿罪、洗钱罪和骗取贷款罪，字歪歪斜斜、蚓秋蛇，比小学生强不到哪去，却没人笑得出来。

　　前后往平海二看跑了三四次，也只是送了些衣物和钱，会见当事人远比想象的难，甭管你义正言辞、撒泼耍浑，甚至扬言找领导，都没用。

　　最后不知师父使了什么手段，副所长还真出来了，两人在办公室谈了十来分钟，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24号下午再过去时，会面被批准了，然而没让我进去，师父强调说我是律师助理都没能蒙混过关。

　　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其时我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会面大概二十来分钟，我却像煎熬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师父出来时很轻松，至少表现得很轻松，他说母亲情况不错，不用担心，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至于警方的控罪依据，虽不能说一头雾水，至少也是全凭猜测，除了一纸拘留通知书和母亲的几句话，我们手头什么都没有。

　　带着剧团会计跑了一天的银行、工商、税务后，师父列了个清单，对母亲不利的无非是几项资金往来，广义上和政府多少都有些牵连，比如艺术学校在工行的政策贷款（七十万）、教学楼修缮占用的百分之二十五艺术教育专项补贴（八万多）、平海市政府颁发的年度文化贡献奖（第一年奖金两万，后三年每年五万）、来自中华体育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捐赠（人民币二十万和一套德国音响系统）以及红星剧场的租赁合同（甲方是平海市文体局，租金每年五万，合同期一次十五年）。

　　此外就是两个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无管理权投资（本地有名的某教育培训机构入股二十万，某福建房企入股四十五万）。这两个企业是不是陈建军拉来的我不清楚，更拿不准该不该把此事透给身旁的秃顶矮子。

　　不想还是师父先开口了，先谈资金，再论罪名，最后得出结论说，事儿其实不算事儿，不管银行贷款还是基金会捐赠都账目透明，奖金、补贴啥的也都是政府公开发放，有法可依、有据可循，至于企业对艺术学校的投资…

　　如果所谓受贿罪指的是这个的话，且不说理论界对受贿罪的共犯构成存在争议，就算有定论，投资毕竟是投资，又不是赠与，还谈不上是谋取利益。

　　唯一有问题的大概是那个租赁合同，从市场角度看，租金略低，租期过长，可能违反一些程序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但后果顶多就是合同自始无效，扯到刑事责任上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了。听他这么说，我想不激动都难。

　　但紧跟着，师父话锋一转，说错就错在母亲运气不好，赶上风头了，陈建业一落马，基金会正在被调查，难免想要找个突破口，何况有人想要做掉陈建军，所以到底会个什么结果一时半会儿还不好说。

　　退一步讲，案件中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会怎么说，我们决定不了…“这其实是最大的风险。”说这句话时。

　　他有节奏地叩击着桌面，连下巴都跟着一摆一摆的。我觉得他用力瞅了我一眼，虽然不敢肯定，脸还是瞬间涨得通红。显然师父知道了母亲跟陈建军的关系，但并没有说出来，这反而让我愈加不自在。

　　得知刑拘罪名的第一时间，我们就申请了取保候审，结果连几天都没消息。师父说这事可能有点难，让我不要抱太大希望。

　　他托关系找人，得到反馈说母亲这个案子打一开始就是双十一专案组亲自在抓，多半目标明确，不会是误打误撞。

　　他提到某位赵姓副组长，说这个赵什么新可难得很，典型的骨头都不吐渣的货，以前在平某郊县公安分局当过一把手，后来去了省高检反贪局，2000年还是2001年被调去了最高检。

　　“好像在你们平海也干过两年公安，后来考了大学才走，之前还在哪儿当过兵。总之啊，这人不好。”说这些话时。

　　他坐在我对面长沙发的最右侧也就是以往母亲常坐的位置，父亲去了小礼庄，回了房间。大量尼古丁拥堵在空气里，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这么痛快地抽烟。

　　虽然生理上并没能体会到那种痛快。对我这个师父，父亲非常满意…至少我搞不定的那些，矮子都搞定了…在他邀请下，前者到家里吃过两顿便饭，两次都是小舅主厨。小舅的手艺严格上说还不错，从师父美滋滋地喝着茶可见一斑。

　　但我真不关心这位赵姓副组长是谁，我不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明白说这些废话对案件有什么帮助。

　　终于不耐烦地，我打断他，问那到底该咋办，他愣了愣，笑笑，让我不要急。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结果等了老半天，他只是叹了口气。矮子毕竟有自己的事，总不能老跟你这儿耗着，断断续续地在平海待了三四天，26号上午他就回了平。

　　取保候审决定书却一直没下来，我无事可做，只能天天卧沙发上看电视。有天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张凤棠领着剧团几个人来了一趟家里，给提了点东西。

　　还没跟她婶长吁短叹地寒喧几句，她就捞捞我胳膊，问现在到底啥情况了，我姨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我从平请了位大律师。老天在上。

　　看着这一屋子半生不的人，我实在没有任何说话的望，就随口说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出来“那敢情好啊。”张凤棠说，虽然紧跟着。

　　她立马笑了笑，但某一刻打嗓子眼里溢出的那种尖酸，扑鼻的香水都难以遮掩，熏得我直发抖。众人一阵尴尬，谁都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来。想留他们吃饭，大家都婉拒了，说实在的，父亲不在家。

　　就我们一老一少，自己吃口饭都困难，还想着留人吃饭？张凤棠说晚上谁谁谁请客，有光不沾说不过去，她嗓音高高的，像是又回到了戏台上，在门口。

　　他们跟说了好一会儿话，我坐着没动，更无意细听。本以为人都走光了，不想关上门没多久。张凤棠又拐了回来，她把我喊出去，让我别多想。“想也没用，给你就拣好听的说，啊？”她努努嘴，半晌长吁了一口气。

　　取保候审申请书没能收到任何反馈，哪怕是负面的。元月29号，拘留期限即将届的前一天，师父突然打电话来，说母亲被批捕了。

　　逮捕罪名里拿去了骗取贷款罪，至于另两个罪名如何保留了下来，大概老天爷也会费解。师父说现在没其他办法，只能一面继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一面向公安厅和省高检申诉、控告，要实在不行，也只能等检察院审查起诉了。

　　“这是最坏的情况，”他说“但是咱们并非完全没有把握。”我能说点什么呢。第二天老贺就往平海跑了一趟，事先没打任何招呼，母亲的事她当然一早就知道，还打电话来怪我认了师父就不要老师了，只是具体她了解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这次到平海，按她的说法，是找找人、探探虚实，其他的她不愿说，我自然也不好问。临走，贺芳叮嘱我照顾好，不要急，潜台词无非是急也没用。

　　半个月来一直情绪稳定的这时冷不丁地抹起眼来，浑浊的泪水渗进皱纹里，在灯光下闪着红光，让人没由来地想到夕阳西下的克拉玛依油田。